作者：胡恒 信息来源： 《博士论文》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7-01-15
一、集体项目不仅仅是付出
回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训练是一脉相承的，似乎是水到渠成，中间的曲折不大，而且是从参与集体项目起步的。
学术界对集体项目通常持有相当大的非议，尤其对人文学科而言，更是如此。大家不大看得上那些多人合作的皇皇巨著。在史学领域，对集体项目的批评有着悠久的传统，如对官方组织的正史修纂，早在唐代，刘知几在《史通》里就批评其责无所专，认为出自一家，才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到今天这样一个更加强调个人著述的时代，或明或暗对集体项目的讥讽更是屡见不鲜，有些言辞还相当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项目便全无用处，在这样一个学科专业高度分工，每个行当的道路都被前人踩烂了的时代，若是求专而深的小道，另辟蹊径则可，但大道还是大道，仍然需要一批人把这些小道汇集起来，变成对后来学者畅通的大道，这就需要一些集体的研究工作。
我所在的历史地理学科，集体项目的传统非常悠久，像《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工作，几乎影响了整个史学界，他们就是很多家单位集体搞出来的，也培养了一大批极其优秀的第二代历史地理学家，最终成就了这个学科今天在中国史里二级学科的地位，若非这些地图集的编纂及其影响，或许历史地理学科滑落到专门史下的一个分支也未可知。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也是从集体项目中成长起来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于此相关。
我在本科大三时在指导老师华林甫教授的安排下，参加了国家新修大型《清史》里面《地理志》的资料整理，当时的任务是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雍正、乾隆两朝录副奏折中与地理相关的部分摘钞出来，然后将奏折中提到的事项与地方志进行核对。这一工作难度很大，因为录副奏折不像朱批奏折是给皇帝看的，笔迹工整，而是军机处所留用来保存文件的，笔迹非常潦草，再加上保存情况也不佳，打印件有的非常模糊，辨认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是公文写作，层层套印，将不同时期、不同衙门关于同一事件的处理意见全部汇集在一起，如果不熟悉清代公文写作的套路，完全抓不到这件奏折在上报什么事情。
做这个工作非常辛苦，没有笔记本电脑，只能先去图书馆查书，然后抄在笔记本上，回来再敲进台式机里，忙得青春痘都起来了，经常变成熊猫眼，很辛苦也很痛苦，也不知道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但好在韧劲还是有的，让做就先不问为什么，先努力去做好再说，大概是老一辈那些“天道酬勤”、“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话真的入脑了。但的的确确通过这次阅读清代最官方最原始的档案，我迅速地进入到清代整个国家运行体制里去，奠定了此后对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理解的基础。
记得当时整理档案时发现清朝山西清源县被废除以后，当地士子不断“京控”，到北京告状，是从政区调整中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好材料，后来以此为中心写了一篇关于清代裁县的文章，还注意到湖南芷江县六里地方因为湖南、贵州省界调整的事，发生了很多纠纷，来往的文书有好多件，非常有趣也很好玩，就记录下来，直到2015年底才写成专门文章发表在纪念戴逸先生九十华诞的论文集里。
这样的例子很多，给予我的养分连绵不绝。所以，我的师爷邹逸麟先生说的“只要下功夫去做，学问是不会辜负你的”，确实还是对的。做集体工作，刚开始可能只是做一些学术生产链条的下游工作，有的人会把它当成一种负担，或许还会有很多抱怨，觉得付出了没有得到回报，但眼光看长远一些，只要真付出了，用心去对待，终将会有收获的。这类工作不是人人愿意做的，但长远来看，从最枯燥的工作中打下的“童子功”对今后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前辈们总讲，做学问不要太聪明，太聪明就坐不住了，反而不容易出成绩。
这次整理档案对我后来的博士论文而言，最重要的启发点就是我注意到清代官员的频繁调整，尤其是底层官员。清代国家治理体系是极为严密的，即使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它的变动包括驻地的调整，都会上报到皇帝那里，也因此在中央档案里留下大量关于这类官员的记载。我当时注意到像县级官员的副职，当时叫县丞、巡检司、主簿等，驻地经常调整，而且都在县以下的市镇或村落定居，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一类资料有什么意义。
二、“史学是史料学”是有道理的
我念硕士，正是当时学制最短的时候，一共两年，其中一年学习、一年写作论文，一切都是匆匆、太匆匆。我当时在导师华林甫先生支持下，参加了《清史·地理志》山西部分的写作，后来又写了台湾部分。《清史·地理志》的修撰，要求极为严格，主持人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也是我的“师爷”邹逸麟先生，当时经过无数轮讨论、实验、再讨论，在继承历代正史《地理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地理志》的编纂体例，课题组戏称之为“宪法”，对每一个字的写法都做了详细规定，其中有一处是要将全国所有县的副职，凡是不驻在县城的，都要把名称著录下来，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巡检司（宋元明清主管治安的一个官员，属于县级政府的重要组成人员，今天有人将其比拟为派出所所长，并不准确，比派出所所长重要多了），即“巡检司几：某某、某某”。
在写作中，我发现系统性记载清末全国范围内各府县巡检司名称的是民国时期修纂的《清史稿·地理志》，但《清史稿》的纂修质量不高是公认的，在逐一核查的过程中，我察觉到《清史稿·地理志》中关于巡检司的书写是很不可靠的，于是就着手将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各个府县的约一千余巡检司的名称做了一番考证和整理，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让《清史·地理志》这一专项的著录更加准确。
有了这样一个考证的基础，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就定在了《清代巡检司地理研究》上，也算是对巡检司这一“准政区”的研究。行政区划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我的专业——历史地理这个行当里，这是一个有经典研究模式的领域，即首先是复原，将政区的变化通过精细的考证逐一落实，列为详细的表格，绘制成精确的地图，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对一些政治地理的问题展开讨论，它的风格是非常传统的、非常扎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头巴脑的东西，不然非被骂死不可，我的导师华林甫先生又是以极其严谨著称的。
很自然的，我也选择了同样的研究路径，即，第一，把全国将近一千个巡检司从清代初年一直到清朝最后一年的变化梳理清楚，我把我能查到的相关的档案、地方志和《职官录》、文集、官印等几乎尽我所能找了一遍，按照地域分门别类，梳理它的变化，这部分下的功夫非常大，但我硕士期间学制太短了，所以当这一部分基本完成以后，留给我用来做政治和地理分析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虽然硕士论文写了二十来万字，但实际上考证的部分比较充分，而分析的部分比较薄弱，我也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
三、经验研究需要理论提升
历史地理学的传统与文献学比较接近，特别强调史料考证，对于理论问题，不是很强调，即使谈一些，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讨论，而是予理论于实证研究之中。这成了一个很强的学术传统，1934年以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为首组织的禹贡学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是作为一门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科诞生的起点，在《发刊词》里提到要进行的五大任务，包括编绘历史地图集、编绘地名辞典，对历代地理志进行整理等等，均是一些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具体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称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之一，其主要工作是对每一个地名、每一条边界做具体的考证，然后将其精准地划在地图上。尽管在编绘图集的过程中，谭其骧先生也对“历史上的中国”做出很经典的诠释，但那也是建立在无数个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个专业另一位前辈学者史念海先生也有一句告诫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学术传统里，当然训练了很扎实、严谨的学风，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坦白地说，也有一些缺陷，尤其是对理论与方法关注不多，探讨不多。伟大如谭其骧先生等，虽然不谈理论，但实际上将他们的理论关怀隐藏在实证研究之中，理论与实证从未在他们身上显现出任何的紧张感，相反，完全是运用于心，融为一体的，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范围的确立，或是关于黄河安流问题的考察，看似极实证的研究，背后都有很强的理论支撑。但愚钝如我辈，如非有意训练，理论与实证的紧张感始终存在，只能随各人性情而执其一端，对学术问题思考的深纳周全难免就有所欠缺。
硕士和博士我都在清史研究所学习，这是一个从1978年建所的老研究所，有一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学人。直到现在，加上五年的学习和五年的工作经历，我在这里待了十年，还是很难用一个词语去概括它的传统和家法是什么，但好像没有家法就是最大的家法，用一个好听的词语叫“兼容并蓄”，所以你既可以看到以实证研究闻名学界的学者，也有以引领史学新潮名动江湖的学者，不同学术流派相处又极其和谐、融洽而无门户之见，这可能是国内各学术单位中不多见的。在这样一个氛围下，你不大可能不受到一点触动。
如果按照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传统，我博士论文很可能会继续沿着硕士论文的方向，走向政区地理，以扎实的文献作为基础，将这一类政区的状况考证清楚，再有一些总结的分析，好像也完全可以支撑得来，若是做的很扎实，学界也会非常认可。但后来整个写作方向有一些偏离，博士论文出版后，定名为《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看上去是在讨论一个经典的社会史命题，在书店上架的建议写的也是“中国社会”，不得不说跟清史研究所这样一种“兼容并蓄”传统的熏陶有关。
博士期间我选修了杨念群老师的当代西方史学思潮课程，杨老师是国内新史学的代表性学者，粉丝很多。课程开列了十几部书单，大多是美国中国学的代表性著作，像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等，大家课下阅读，然后便是长时间的课堂讨论。我也顺带把杨老师那本《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汇通下的中国史研究》仔细研读了，其中第四章讨论的是基层社会中的士绅支配与地方自治，涉及到费孝通等人在《乡土重建》中讲到的“双轨政治”等重要概念，以及清末以后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设问题。
“双轨政治”中很大的贡献在于对县级以上科层制管理与县以下的自治之间的区隔和联系，这一点是双轨政治论的核心之一，而且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士绅社会、杜赞奇等人关于清末新政与民国迄今的国家政权建设才得以成立，可以说所谓的“双轨”是关于传统社会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我也注意到吴晗、费孝通等人民国时期关于皇权与绅权的诸多讨论，也通过汪晖、秦晖和温铁军的一次三人讨论会议记录了解到“皇权不下县”这一说法，愈加感觉到诸多命题之间是有关联的，“双轨政治”尤其是与其见解类似但话语更有冲击力的“皇权不下县”这样一个概念受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诸多论著的引用，影响很大，是了解传统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牛鼻子”，非常重要。
如此一来，这一理论与我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的经验研究就发生了冲突，既然皇权不下县，那么这一大批在县以下的官员应该如何去理解，更何况在档案里看到他们的行政覆盖面之广足以令人侧目。我对这个概念产生了一丝丝疑惑，国家权力对乡村的介入真的非常轻微吗？传统乡村是否如士绅社会论者所刻画的那样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形象？我常觉得经验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面对眼花缭乱的抽象理论叙述时，可以不被轻易牵着鼻子走，可以“不惑”，史学极为强调的史料学功夫，历史地理学极端强调的实证考据能力，的确有它长远的价值。
直觉或是说生活经验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在念大学之前，我生活在河南省上蔡县的一个小乡村里。2000年我念高中前后，那时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重要节点上，多多少少传统社会的影子还在，但形势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那些年正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国农村调查》出版后风靡一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广为人知。我常随着大人去镇上粮管所交公粮，也经历过几次由于恶意加增税费而导致的农民抗争，最严重的一次周围几个村里的人冲进村委会，大家津津乐道于连一根葱都不给村干部剩下的欢乐。我们家族由于计划生育问题常常是镇上、村委会的重点盯防对象，有时经常有人吓唬说要实行连坐，亲属、邻居有违反计划生育者，也要将我家的房子拆掉。我耳闻目睹了很多类似的事，也让我到北京读书以后，对不少书籍中所营造的美好乡村生活很难有足够的认同，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曾无数次面对的一个强大的存在。
最初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感觉到一层疑惑，记得是在课堂讨论时表达过一次，杨老师给予过肯定。学期结束时，我把我的想法稍加整理，写了一篇五六千字、极粗疏的课程作业交了上去。隔了一天，杨老师回信再次给予肯定，而且表示打算在他主编的《新史学》集刊上收录这篇文章。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那只不过是篇粗疏得不能再粗疏的课程作业。杨老师建议我把讨论“皇权不下县”问题的所有观点收集齐全后做个详细评述，作为讨论基础，再进一步收集史料，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并给了我两万字的篇幅和三个月的时间来写。
我也不知道杨老师当时怎么会对我那么放心，万一写了一篇“渣文”上交怎么办。事后看来，这次计划外的变故对我整个博士论文的结构和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几乎全力以赴，为完成这篇论文而努力，整个暑假除了去香山旁听了那次著名的“新清史”大会外，几乎都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缕清思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完成了一篇三万六千字的长文初稿，杨老师修改了一些地方，后来又发给华林甫老师审看，华老师又让我向敝校农村和农业发展学院的周立教授请教，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上的《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这篇文章构成了我整个博士论文的核心。所以，实际上我在未正式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之前，先写了“结论”部分（后来又有一些修正）。这次研究经历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以前总以为“皇权不下县”像古人说的一句话，今人从古籍中摘出来而已，绝未想到它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
我的文章里最重要的一点区分就在于对“皇权不下县”的概念做了梳理，而这正是许多同行误解甚深的地方。这里的“皇权”不是广义的“权力”，那是无所不在的，甚至讲不必讨论所谓皇权下不下县的问题，那确实并无意义，但实际上也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皇权不下县”包括“双轨政治”里所讲的“皇权”是狭义的，指的就是官僚机构为代表的皇权。所以说，“皇权不下县”要处理的不是权力在县级以上和县级以下的连续性问题，而是要处理县级上下不同的行使尺度问题。所以不少学者从基层组织或者从乡绅权力的来源，或是将皇权析分为教化权力、横暴权力等角度去质疑“皇权不下县”，是误读了“皇权不下县”真正的理论根基。所以，修正“皇权不下县”须要从官僚制的角度去处理，而这也构成了我整个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也即是从清代这些副职官员分驻到县城以外的村落，从他们分布的格局、从他们的职能行使、从他们的辖区设置等角度，去反思“皇权不下县”在清代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处理为什么在18世纪的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县以下分设辖区的现象，并反思中国县以下治理的现代性起源及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问题。
四、“脚踏两条船”
我写博士论文时，是有“脚踏两条船”的考虑的。
“皇权不下县”毕竟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又有很强理论性，我并不擅长此道，虽然写了一篇带有一些理论探讨的文章，能不能得到认可，我不能肯定。况且我毕竟还是要拿历史地理学的博士学位，“祖宗之法”还是有的，所以整篇博士论文除了对“皇权不下县”、“双轨政治”的讨论外，我依然将对政区地理的研究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当时心想，就是把结论部分关于“皇权不下县”的讨论删掉，至少前面对这批官员和辖区的研究，也应该是国内第一本历史时期县以下政区的研究著作了吧。
史学研究的家法我是老老实实地在执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资料的收集有一套范式，这就是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讲的“先为长编，后为考异”。我把陆续整理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再借助博士期间在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工作之便，系统地把各时期的朱批奏折、南部巴县档案、淡新档案等等做了比较系统的收集，按省份加以编排，再把实录中的资料全部摘出，并配合着地方志的收集，整理了一大批浩如烟海的资料，此间过程，按下不表，凡史学写作者几乎都经历过同样的过程，非常枯燥，但发现一条有趣资料也极快乐。菜备齐了，下锅就是极简单的事了。
我开始博士论文写作比较晚，是在毕业前一年的十月份才真正开始动笔，当然写起来速度很快，没有杂事干扰的时候，大概一天能有五六千字的进度，再加上我春节没有回家，在学校度过了一段非常安静的时光，所以年后不久我就交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大致成型。
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
一是结构。现在的著作跟以往差别很大，不少看起来让人兴致勃勃的很有兴趣的著作，拿起来一看不过是几篇论文的组合，论文与论文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不是“体系”之作。我并不是很赞同这样的做法，总觉得专著还是要像专著，需要注重全篇结构，章节与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不然强行将几篇论文拼凑在起来，那太简单不过了，也是一种“偷懒”的做法。结构是一篇文章或著作的骨架，对全文起到支撑作用，所以在开始写作之前，要尽量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结构的问题。我最后大致是按照总论——区域研究——结论的模式，尤其是确立以区域研究为核心，逐个去研究广东、南部县、京师等等，对于我来说，材料变得非常可控。
二是剪裁。明清及近代中国史研究一大问题是材料太多。以往大学者往往是穷尽式收集资料，但真正写作时极其注重剪裁，只拿同类材料中最好的一种来阐述，以致后世的一些学者还往往以此质疑，说遗漏了某条某条资料云云。现在资料太多，论文越来越厚，不要说普通人不会去看，就连同行都不去阅读。对于初学者来说，往往对费心收集的资料怀有深厚感情，能用则用，不愿轻言放弃；更何况，如果写的很厚，即使材料运用和观点上有一些错误，也会被答辩老师认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努力了，反而能获得好的评价。但我始终认为能够体现一位学者功力的不是把文章写厚，而是写薄。我写作博士论文时，虽然意识到了，也努力去做了，但回头想想，还是犯了很多剪裁上的错误，全书本来可以写得更精炼。
工作以后，对博士论文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在2015年放在“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里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注意。但实际上，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很难再像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那样怀有“激情”和“狂热”了，再加上看的遍数太多，确实有些烦，所以极其努力地修改了广东、顺天府、绪论等部分，像广东几乎是重写的，但书的格局基本是改不动了。对很多人来说，博士论文往往都是学术生涯的第一本著作，最好还是在博士期间就尽量弄得完善一些，达到较理想的状态，不能总想着毕业工作后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修改完善，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说，工作以后的生活状态和学术兴趣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再想全神贯注地投入，是非常难的，所以应该尽量把可能的遗憾都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解决。
回头想一想，假如再重新回到博士论文写作，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处理，像最后一章对于整个“皇权不下县”的梳理，理论层次的思辨还不太够，对于像湖北等地与水利有密切关系，具有地域特色的县辖政区建置也由于时间、精力没有专门去研究，县辖政区在近代的转型只是提及了一点，更重要的是，我终究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皇权不下县”或许确实有要修正的余地，但更重要是怎样由此出发去建立清代乃至更长时段乡村社会秩序的解释模式，要破更要立。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从县衙到家门口那么一段中国史最重要的一段路程，我只是刚刚出了县城的门口，来到了副职衙门的门前，剩余的一段路程还相当遥远，这也构成了今后我继续研究的动力。
编辑：梁虎
